文短意长。5月25日,最高国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一经面世,便以它仅有18页的短小精干给人们留下了深入印象。

这份报告到底有多短?一个具体的数字恐怕少有人注意到——笔者将已在媒体上公开的最高检工作报告(审议版)导入文档查看,字数统计一栏赫然写着:10089!这还是包括了报告题目和每一个标点符号的字数。这个数据与历年的最高检工作报告相比,竟是最短的之一。但与往年不同的是,这份报告还是跨年度的报告,不仅报告了一年多的工作,还包括着今年特别的检察履职战疫情形。如果算上这些因素,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的“相对长度”堪为最短。

最短的报告承载量如何?正如一家灵敏的媒体评论的那样:这份跨年度的短报告,给了人们跨年度的惊喜——内核饱满,意蕴深远。

在笔者看来,尤其影响深远的是两个“首次”——首提20年刑事犯法办案数据,引发司法政策思考;首提“案-件比”,为案件质量供给新标尺。两个首次传递一个等待:从“本”上施展更长的治效。

报告专门剖析了1999年至2019年20年间的刑事犯法变更情形:1999年至2019年,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法从16.2万人降至6万人,年均降落4.8%;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占比从45.4%降至21.3%。与此同时,“醉驾”代替偷盗成为刑事追诉第一犯法,捣乱市场秩序犯法增加19.4倍,生产、销售伪劣商品犯法增加34.6倍,侵略知识产权犯法增加56.6倍。

这样大标准的办案数据,在建国70周年、改造开放40周年的大背景下,相当于一部近些年“法治截面史”。记载并颁布这样的“法治截面史”,有何深意?笔者认为,至少有三重意义:一是体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度法治提高的突出成效。二是为国度治理、顶层设计供给主要参数根据。三是体现出检察机关自我加压,以司法理念的跟进,更加精准、有效服务经济社会发展。

对于多数人而言,今年的检察工作报告中,“案-件比”是个新词。或许不少人都认为,“案-件比”是个专业司法词汇,与民众百姓关系不大。其实不然。最高国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向大会报告这项新工作时,博得的掌声表明,代表们完整认同、给予确定,更是鞭策。

作为权衡案件质量的新标尺,“案-件比”是一个综合性指标,抓“案-件比”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。检察机关通过“案-件比”的管理指标设计,就是要形成一个导向:进入司法检察机关的案件,不是只要有法定理由,就可以任由程序“空转”,必需看有没有解决问题,在自己的办案环节、程序中有没有实现案结事了。从这一设计初衷来看,不难看出创设“案-件比”的意义:减少老百姓的讼累,增进案结能够“事了”;倒逼检察官晋升办案才能,进步办案效力;挤压程序空转的空间,节俭司法资源。

殊途同归。从表面上看,颁布20年间刑事犯法办案数据和创设“案-件比”都是检察机关在“给自己加压、找事”,而其本质又有异曲同工之妙:都是在追求司法规律、倒逼自己晋升。

风物长宜放眼量。最短的报告盛载20年间刑事犯法办案数据和“案-件比”这两个颇具创新更具后发力的内容。事实上,这两个“硬核”爆点,其深意绝不是当下就能一言以蔽之的,其后发意义——以此为开始的后续深化跟进后果更令人等待。

时光是最忠诚的记载者。我们等待着,这份更短报告的“更长治效”。

文字:秋迟 【编纂:田博群】